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后记

※发布时间:2019-2-9 4:41:26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我开始关注伦理学的问题是在取得了博士学位一段时间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也时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是由于我对社会需求的所使然。虽然我经常写作伦理方面的东西,却很少读这一领域中的书籍,我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从当前社会的现实出发的。所以,我从不承认自己是研究伦理学的学者,对于伦理学,我是个外行。

  在我发表的作品中,由于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结构、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科学化程度都较高的社会治理领域,引来了很多怀疑的眼光。对此,我深深地理解。因为,所有的怀疑,我可能都思考过,可以说,我写下的所有可能引发读者怀疑的文字,都是我自己怀疑的结果,我写的是我自己作出怀疑而产生的答案。所以,我多么希望读者面对我的文字时产生了怀疑,属猪的最佳配偶又能对这种怀疑再怀疑一下。

  当然,读者怀疑较多的是我对功能的期许。我完全赞成这种怀疑。但是,需要指出,所要怀疑的对象不应是我(的作品),而是现实。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推波助澜地促成了的现实,是我们需要怀疑的。由于我们对评价的,由于我们把一些社会现象不究根底的归入不的范畴,了的声誉,葬送了的权威。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等被称为学术的现象逐渐蔚为“风气”,对于被揭露出来的事例,人们往往对当事人的学术进行,对此类事件进行评价。就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行为而言,首先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学术体制以及官僚制度所造成的。其一,我们知道,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出现了所谓“跨世纪人才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新世纪人才工程”等名目繁多的人才“”的项目,它们构成了一个学术体制。它把某些人确定为人才,然后它又把是否被确定为人才的人作为标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在介绍自己的的成绩时,把拥有多少进入这些人才工程的人作为一项指标。其实,根据这一学术体制,很多并非真正人才的人被确定为人才了,从而被给予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他们无法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成长,做出了抄袭、剽窃之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被确定为人才的人都做出了抄袭、剽窃的事。没做,只能说明他们的意识很强;做了,说明他们迎合了体制的要求而成为不的人。归根结底,并不是抄袭、剽窃者不,而是不的学术体制、人才体制的揠苗助长逼使他们做出了不的事。其二,中国有着悠久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一些在科研上做出成绩的人总会被迅速地提拔到各种类型的领导岗位上,加予了他们繁重的行政事务,给予他们去地压抑人才,前者是他在领导岗位上承担的正式任务,后者则是他在领导岗位上不可能不承担的非正式任务。两项任务加在一起,使他完全失去了继续从事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而他又有着强烈的维持他原先学术地位的愿望。结果,他就不能不去抄袭、剽窃了。所以,是学术机构的官员选拔制度出了学术,如果要对不作出认定的话,首先是这项制度不,至于那些抄袭剽窃的人,则成了这一制度的。

  我是一个除了读书之外再无其他爱好的人,可以说,读书是我唯一的爱好。当然,近年来学会了抽烟,但我的身体天生不适合抽烟,所以,我刚学会就又打算戒掉它。读书是我的生活,也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一天不读书,心里就会感到空荡荡的,就会心烦意乱。我写了不少东西,但我并不真正喜欢写东西,只不过想到了一些东西,用嘴说的时候,总是惹人厌烦,才写了出来。所幸的是,写了东西还能找到地方发表,从一开始一篇文章换几十元钱得到极大激励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项大财源了。为了这个,我也有理由多写一些。我是一个除了工资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财的人,每月能拿几百元稿费,对我的生活助益极大。我若不写,怎样活命!

  近些年来,时常有人劝我:少写一些,写一些精品。我知道说这些话是善意的,但在我心底,生发出的是。我相信,凡是提到过所谓“学术精品”的人,肯定都是不懂得什么叫精品的人。看看先秦的作品,吕不韦那一字千金之作想必是精品了,而现在还有几人会去读它呢?《论语》肯定不算精品,后人为它起了个名称叫“对话体”。在当初,它可能是个不伦不类的作品,但是,今人所读之先秦的作品中,可能数它第一。而且,会读的也只读它的一半,那就是孔子所说的那一半。“半部《论语》治天下”,此之谓也。什么是精品?显然,被那些的人称作为“精品”的东西其实只是废品。反过来说,那些喜欢谈论“精品”的人,其实就是的人,作为人,也只能算是个废品,甚至是有害于科学和学术的废品。那些直接思考现实的、有感而发的作品虽然不被某种学术标准所接纳,却必然影响历史,会被一代又一代人读下去。

  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而又不求谋取“一官半职”,恰似在土地都成了领地之后才去开荒种地,只是在领地的边缘地带去小心翼翼地开辟那些无人问津的荒地。根据这一比喻,做学问肯定是边缘性的活动,而做学问的人,也就是边缘人。既然处在边缘,就难免会被来自中心的力量所挤压。如若这些边缘人能够辛勤劳作的话,总会有一点点收获的。不过,不要奢望雨露阳光会到你的身边。更需注意的是,你的辛勤劳作也应有度,你不能让禾苗长得过于旺盛,如果你田里的禾苗长得旺盛了,那些尽享雨露阳光的人就会看不顺眼了,就会千方百计地你、制裁你。面对这一切,你的愤懑不平、怨天尤人都只会徒增烦恼,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无益的。所以,做学问的人,最好都能读一点。边学佛法边做你的学问,其中的乐趣也是很大的。甚至,那些你的人也会纳闷:这老汉怎么就打不垮呢?!

  年轻人爱谈英雄,年岁大了,逐渐爱谈自己了。借新书出版之际,我就谈了谈自己,放在书末,读者大可不读。

  这本书是从行政伦理的话题谈起的。伦理及其是人类社会的话题。此前,人们更多地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现在看来,是到了需要从制度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个人不讲,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利于社会和不利于他人的结果时,有法律出来解决,而制度不的话,法律就难以解决了。可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制度层面上的不。比如,我们看到,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科研队伍,然而,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自主创新却令人汗颜,为什么?因为一切优秀人才都在所工作的单位中受到排挤。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往往用一句“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就应付了过去。的确,中国的知识具有较强的这方面特征。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制度安排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人死栓在一个单位让他们把精力大都耗费在“斗”上呢?试想,如果我们有了人才流动的制度安排,将会出多大的生产力。“窝里斗”是不的行为,乐此不疲者显然是不的人。可是,不恰恰是因为有了封闭的、半封闭的人才制度,才有了这种不的行为和人吗。如果人才流动了,就不再有“窝里斗”的行为和人了,我们的知识也就不再会背负不的了。

  所以,从制度的层面去思考问题,才是正途。当然,本书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去呼吁更多的人共同关注它。面对这本书,如果还有人对作者怀有的话,作者也一并表示原谅。因为,作者依然会把他的不心理归于制度、学术体制以及这个历史转型期。我所要表达的深切愿望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虽然我们人微言轻,虽然中国学者的力量非常微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话,也许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下一代发挥一定的影响。至于我,水平是有限的,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会存在着许多不足,我欢迎来自各个方面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真读过我的作品而和我的话,我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我瞧不起他,我也希望他的学生都能他。

  谈到制度或制度的不问题,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有多种制度设计方案,最好是多种方案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辩驳更会使实践过程有更多的选择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适切的治理方式。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接纳多种异质制度设计方案的共存,那么这个社会即使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也会很快陷入困境。学者的任务是做出制度设计,但是一位学者只可能提出一种制度设计的方案,即使拥有雄才大智的学者试图整合各种制度设计方案,结果,他所提出的也仅仅是多种方案中的一种。从事社会治理实践的人们,特别是一个社会中处于核心的社会治理者,应当学会在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制度设计方案中分辨良莠并付诸于制度安排。社会是有分工的,从事制度设计的学者不应拥有制度安排的,否则,他就会表现出妄自尊大和冥顽刚愎;从事制度安排的人们不应觊觎制度设计的工作,否则,他就会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朝三暮四和自以为是。在这本书中,我并不妄求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我的目的是尝试着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学界同侪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我仅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再行呼喊,以求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关键词:行政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