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长江经济带在做些什么?对内、对外

※发布时间:2018-11-28 1:07:06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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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1983年,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纪录片,第一次让长江这条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的区域经济价值被充分知晓。1985年,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首次提出了“长江产业密集带”这一说法。随着上海浦东建设和长江大开发,1992年中央召开了“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会议”,提出发展“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长三角和沿江地区”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概念。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十大省市中,长江经济带占了7个;在前十五位中,长江经济带占了10个,而且多数城市的人均P超过10万元。

  毕马威中国副龚伟礼表示,长江经济带是依靠长江的带动而自发形成的战略经济带,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长江经济带的自身潜力和韧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现在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协调性的战略规划。

  “今年是40周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真正体现了对内、对外的政策初衷。”龚伟礼说。

  长江经济带的概念提出己有30多年,最初的长江经济带只有7省2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和上海,总面积约14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6%。经过发展,作为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己扩围至11个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总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

  2014年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之年。这一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长江经济带浮出水面。随后的2016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落地;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如期而至。

  “2014年,有了长江经济带这个名字,相对于自然形成的经济带,这个名字背后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对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龚伟礼表示,此时的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三个城市群——长三角、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上海、武汉、重庆分别是这个三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龚伟礼认为,长江经济带的顶层设计出台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要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产融结合、城市群分工协作的区域经济布局。

  “2014年区域经济新布局,跟以往的东部带动西部发展模式不同,更加强调均衡发展,虽然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但并没有实施太多干预市场的。”龚伟礼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P)己由2010年的17.7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37.4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7.6%,接近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

  此外,长江经济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4235元,长江经济带中有5个省市人均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2012年多2个,在原有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基础上,又有重庆和湖北两个省份的人均P超过5966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龚伟礼认为,对于长江经济带来说,各个地区之间的定位非常重要,每个地区都要找到自己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

  上海、武汉、重庆是三个核心城市,从中国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城市从东向西依次排开,三个城市群组成了长江经济带。

  龚伟礼表示,上海是龙头,而且已经定位非常清楚,对同一城市群中的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中部和西部城市群的拉动效应就要弱一些,主要就是定位还不够清晰。

  虽然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经济总量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中国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但长江经济带内部省市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依次向西,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从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总量对比来看,东部四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2017年经济总量占到11个省市的52%;中部三省市(江西、湖北、湖南)占到25%;西部四省市(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仅为23%。从11省市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的P总量排在前列,云南、贵州居后。从人均P的角度来看,位于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要远高于第二梯队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市,人均P最高的上海是云南的3.6倍。

  “第一个挑战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态之间的矛盾。长江经济带有一个突出特性,长江的沿线上有大型或者特大型的城市,但是每一个城市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游取水,下游排污。”龚伟礼表示,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化工厂都是临水而建,这成为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一方面是运输便利,另一个则是处于安全的考虑。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区域性、累积性、复合性问题愈加突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重型化特点突出,重化工产业沿江高度密集布局,长江沿江省市化工产量约占全国的46%,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高。

  这些沿江的重化工产业园区和企业使长江部分支流污染严重,污染事故频发,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也存在安全隐患,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另外农业水源也面临很大的污染,农药、化肥等污染性要素投入仍在高位运行,近五年农药强度由0.018吨/公顷略微下降到0.017吨/公顷,化肥强度由0.504吨/公顷上升到0.507吨/公顷,区域水治理面临着较大挑战。

  “城市群发展起来,生态环保问题就受到重视,中国的产业升级径跟城市群发展的格局有着密切联系,上海、苏州、杭州的制造业内迁也是受到环保的巨大影响。”龚伟礼说。

  “第二个挑战是,各个地方的产业布局怎样并未真正形成错位、互补的格局。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在说,我们要建成金融中心、服务业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要开发云,挖掘大数据,同质化太严重了。”龚伟礼表示。

  “第三个挑战是,城市的扩张浪费过多资源。”龚伟礼表示,目前的越来越大的城市在资源使用上不是集约有效的,资源在扩张中被大量浪费掉了,工业化发展、城镇化进程都没有错,但是这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要及时解决。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个目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以长江为地域纽带和集聚轴线,形成区域联动、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格局;二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拓宽进城落户渠道,促进人口流动、产业转移;三是加强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特色品质,促进城市发展与山脉水系相融合;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道、供水、垃圾、污水等设施建设和治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龚伟礼表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物力资源大量消耗,人力资源也存在浪费。他举了一个例子,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不同的区都在大力争取同一个企业落户,有的甚至为了争夺大企业落户,给出了超出合理范围的优惠条件。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类似,到地方去调研,会发现每个城市的经济简介上,都会突出有多少跨国公司在这里设厂,实际上放在这里的只是某个部件的生产厂,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工厂却可以拿到很多优惠政策。这种情况在20年前的沿海东部地区出现过,现在又在部地区出现了。”龚伟礼说。

  龚伟礼表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已经呈现了五个趋势:一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二是加强科研投入、推动创新;三是发挥各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建立一体化大市场;四是建设现代化新型城镇体系;五是打造对外的新高地。

  在对外方面,长江经济带沿线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无论是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还是进出口,在全国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但长江沿线的内陆地区,之前在对外方面优势并不明显。

  龚伟礼认为,长江经济带的沿江各省市要充分把握住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建设深度融合的机遇,不断扩大,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促进,用国际化发展解决自身转型升级遇到的问题。

  考虑到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对外的基础和优势不同,要提升型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十分重要。

  从目前沿江各省市的规划、安排来看,加大力度基本己成共识。龚伟礼,上海可以考虑与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内陆省市建立协作机制,在人才、技术、资金、项目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区型经济的协同发展;就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而言,应充分利用自贸区这一平台,不断优化营商,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打造内陆型经济高地,推动形成新的增长极。

  “长三角的阿里,大湾区的腾讯,还有京津冀的百度,格局已经形成,企业会自然生长,而且长出了更多的’新苗’。高新科技产业最终还需经过市场历练,足够的市场空间和适当的政策干预,可以更好的平衡区域内经济发展,避免’拔苗助长’。”龚伟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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